治理研究

中国数字经济现状及未来发展

何大安

2021, 37(3): 5-15.

摘要 ( 2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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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经济、智能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等数字经济现象的现实存在,正在推动着经济学者对数字经济模式的分析和研究;数字经济模式包含着极其宽泛的内容,它涉及微观和宏观两大层面的诸多经济问题,其实质并不能通过数字经济现象得到完整的反映。厂商投资经营或产供销活动如何使自己成为数字经济主体,厂商运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会在哪些方面导致新型的市场制度安排;数字经济下的资源配置、投资流向、产业结构、产业组织、总供给和总需求等会形成怎样的格局,政府将会实施什么样的政策和手段来应对数字经济运行。基于数字经济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有必要对数字经济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作出分析性考察,这种考察需要以厂商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运用为分析主线,通过对数字经济现实存在的解说,研究数字经济未来发展有可能出现的格局,以粗线条地构建一个描述数字经济模式的理论分析框架。

贫困对儿童的影响及社会保障政策回应——基于三个理论视域的分析

张浩淼, 朱杰

2021, 37(3): 16-27.

摘要 ( 1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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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会给儿童带来诸多负面影响,透过家庭与环境压力、资源与投资和贫困文化这三个理论视域考察贫困对儿童的主要影响及社会保障政策回应,可以发现,我国主要是通过困境儿童保障措施和“分类施保”救助措施应对家庭与环境压力,通过儿童营养健康保障措施和教育福利应对资源与投资不足,并通过就业救助与教育福利应对贫困文化的影响。然而,无论是政策文本还是实践效果方面,我国相关社会保障政策回应均有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为此,需要在总结理论启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反思,进而提出反儿童贫困的社会保障政策的完善路径。

儿童保护中国家干预力穿破家庭壁垒研究

贾玉娇

2021, 37(3): 28-35.

摘要 ( 10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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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伤童成为儿童伤害的重灾区。不禁追问,当作为儿童天然保护屏障的家庭成为儿童伤害的隐秘角落与治理难点时,国家对儿童的保护力何以穿透家庭边界?亦即通过何种机制打通阻碍国家干预力进入家庭的壁垒?解决好这一问题是提升我国国家治理能力,释放国家治理制度效能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儿童群体均衡充分发展的基本议题,是提升我国儿童保护事业发展质量的攻坚难点。为此,需要运用系统性思维,审视法律制度与社会支持系统之间的适恰度,找到法制与社会支持系统中存在的短板,展开一场以儿童保护为中心的制度与社会建设运动,构建“制度-组织机构-服务体系-社会支持系统”四位一体的儿童保护体系。

美国儿童福利制度发展历程、特点与启示

徐富海, 姚建平

2021, 37(3): 36-48.

摘要 ( 16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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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美国也不例外,自1909年白宫儿童会议之后,经过一百多年发展,美国在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方面,形成了国家确立责任、社会市场多方参与、以家庭为核心的福利体系。与欧洲建立普惠型儿童福利和我国适度普惠的儿童福利不同,美国重点关注贫困儿童及家庭,儿童保护制度非常完善,但儿童福利津贴不足,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回顾美国儿童福利发展历程,分析儿童福利的内容和特点,从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儿童福利体系。

政治、行政与民政: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政”框架建构

唐亚林

2021, 37(3): 49-64.

摘要 ( 12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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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出发点和根本目标,需要立基人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系统均衡高质量地推进各领域的一体化发展,不能“见物不见人”。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人民、国家、政府、政党间关系结构基础这一全新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框架所内蕴的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五位一体”的内容体系与治理体系的双重建构过程,展现了“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的生成过程,比较分析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涉及到的人民与国家(政府)和政党关系、政党与国家关系以及政党和政府关系三大核心关系的“性质差异”,探讨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三政”框架建构的理论与实践基点端赖于“过上好日子”的实际需求建构,其内容体系涵盖“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多元主体“政治一体化”建构、“党政合理分工,整体高效协作”的行为主体“治理一体化”建构以及“人民利益,至高无上”的利益主体“利益一体化”建构三个有机方面,由此创建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行政民政“三政”理论框架,并对包括“政治引领行政”“行政提升绩效”“民政保障福祉”“组织起来发挥合力”在内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运行机制体系进行了展望,从而为构建合力发展导向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型范式提供理论资源基础与实践绩效支撑。

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代玉启, 陈宇轩

2021, 37(3): 65-73.

摘要 ( 1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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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共产党形象”这一话题,学界在党的形象的基础理论、特定时期党的形象建设和互联网环境下党的形象建设等方面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人民形象、实干形象和廉洁形象贯穿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面向未来,应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时代定位、对象定位和目标定位,从视觉形象、话语形象和气质形象等维度把握其构成要素,塑造认真实干、开放亲民的中国共产党整体形象,沉稳智慧、随和亲民的领袖形象,为民发声、为民服务的基层组织形象以及清正廉洁、富有个性的普通党员形象。

风险超载、治理“辖区化”限度与善治的空间路径

杨雪冬, 陈晓彤

2021, 37(3): 74-85.

摘要 ( 10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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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风险超载也正在各国以及全球范围成为现实。低概率风险一旦爆发,就可能超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构建起来的“辖区化”治理系统的反应能力和应对能力,引起治理失序。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印证了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的深刻洞察,并以鲜活生命的逝去生动揭示出风险超载与治理“辖区化”这对基本矛盾被漠视的后果。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突破治理“辖区化”思维禁锢及其制度性安排,以基于人的交往的“空间治理”思维超越基于管辖权的“辖区治理”思维。中国之所以能取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成功,就在于根据风险社会的治理规律,按照“空间治理”进行了治理制度的调整和治理机制的创新。中国的经验做法,也有助于我们沿着“空间治理”思路进一步探讨风险社会下善治的达成路径以及应该关注的重点问题。

气候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深度融合研究

方恺, 李程琳, 许安琪

2021, 37(3): 86-94.

摘要 ( 10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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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升温幅度扩大和极端天气概率不断加大,气候变化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历程来看,气候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高度关联,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与繁荣。为更积极有效地应对气候危机,有必要探索将气候治理与SDGs进行深度融合,这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也与生态文明理念一脉相承,且两者之间具有巨大的协同增效空间。实现气候治理与SDGs深度融合,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要,也有利于我国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实现由全球治理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因此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当前我国在气候治理与SDGs深度融合方面存在政策协同难题,也面临非传统安全挑战和承受巨大国际压力,建议通过促进跨部门合作、实现多元主体共治、推进跨学科研究加以破解。

未来社区建设的理论探索

邹永华, 陈紫微

2021, 37(3): 95-103.

摘要 ( 1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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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社区的出现和成长符合社会发展的演进趋势,有其相应的理论渊源。2019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未来社区的试点建设工作。未来社区作为“新浙江现象”中的一项重要探索,承担着为中国改革再探路的重要使命。目前关于未来社区建设的理论研究未得到充分关注,出现了“实践远远走在理论前面”的现象。浙江省未来社区的实践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迫切需要总结相关理论来解释和指导实践,以弥合理论和实践的脱节。邻里效应、新城市主义、社群主义、城市更新等理论可以分别解释未来社区的“邻里性”“社会性”“战略性”“生态性”“自治性”“服务性”“更新性”和“人本性”这八大特性。因此,这些理论也可以进一步指导未来社区的建设,以更好地实现其“满足广大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目标。

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权力伦理

卞桂平

2021, 37(3): 104-120.

摘要 ( 10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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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本质是社会公共性,呈现为公职、制度及社会公利等,其伦理本真源于公众的信任与托付。公权力在实践生活中的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合理性有赖于公职人员对公共性的价值恪守。占有、猜忌损害的不只是公职人员的自身形象,也僭越了公众利益,并由此诱发社会公共信任问题。自觉的权力敬畏是确保权力公共性展开的必要途径。其中,公职人员与公众的权力公共性认知是前提,政府主导的监督体系是保证,舆论传媒良心宣传是助推剂。实践生活中的权力伦理建设既要摒弃低级的权力畏惧,也要超越过度性质的权力敬畏,最终走向以主体间为特征的权力信仰。既要涵养公职人员的职业操守,强化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教育,更要增强道德楷模的社会影响力。权力伦理的建设也要立足于“权力—权利”的伦理价值生态,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诸领域中形成“权力—权利”的良性互动,打造社会公共信任建设的伦理情境。

法治政府建设:一种内部行政法的制度实践探索

刘国乾

2021, 37(3): 121-128.

摘要 ( 9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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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法治政府与法治政府建设对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理论研究”具有基础意义。法治政府建设与推进依法行政并列提出,经历了从“政府法制”到“法治政府”的表述变迁,以及建设程度不断加深的演进。法治政府总体上是特定阶段官方从法治的视角对政府权力运行状态的阶段性理想定位,是一种基于管理视角、着力于规范行政活动的内部制度建构和实施的产物。法治政府建设是典型的依靠政治推动、行政落实的内部性制度建构与实施过程,其能够弥补以权力分工和制约为中心的传统依法行政路径适用范围的局限,能够与传统依法行政路径形成功能互补。法治政府建设作为内部行政法治的探索,对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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