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义理论中，为了证成“公平的正义”，罗尔斯自始至终都把功利主义作为主要的理论对手和批判对象。罗尔斯创造性地将功利主义分为古典功利主义、平均功利主义和有限功利主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与两个正义原则相对照，通过展现“公平的正义”所具有的理论优势，完成对功利主义的全面批判。罗尔斯对三种不同形式的功利主义批判的理论力量逐渐减弱，尤其是有限功利主义对“公平的正义”构成了难以消解的理论压力。“公平的正义”要想完全取代功利主义，必须寻求更加充分的理由。

正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观念。合作、应得、需求和平等是当代正义观念的一些关键元素。而儒家的正义观念强调的仁、义和礼围绕民本的政府构建了独特的正义理论。当代正义观念的研究面临着价值的一元论、多元论和相对主义的争锋。同时，一种合理的正义观念需要识别出正义感的时代性和经验性。而建立在正义感基础之上的这种正义观念并不是相对主义的，而是多元主义的。与这个时代的正义感相冲突的价值不应该被纳入相应的价值序列中。在多元论的语境中，当代正义感要求承诺平等与权利等核心的价值。因为当代正义感的时代性和经验性，所以儒家正义论中的仁爱、义和优良政府等观念需要兼容这些核心的价值。

在诺奇克的国家证成理论中，诺奇克提出委托人向保护性社团购买保护服务，支配的保护性社团禁止独立者强行正义，形成超低限度的国家，并给予不愿意加入社团的独立者以充分的赔偿，形成最低限度的国家。坚持直接保护论观点的学者认为，支配的保护性社团向独立者提供赔偿的方式是直接为其提供免费的保护服务。实际上，这一解释是对诺奇克理论的严重误解，无法得到委托人和支配的保护性社团的支持，也无法与诺奇克强调的个人愿意原则相一致。支配的保护性社团赔偿独立者遭受的损失，但不是直接提供免费的保护服务；独立者在获得赔偿后，愿意向社团购买保护服务。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过程中，国家的形成没有侵犯任何人特别是独立者的权利，从而完成了对国家合法性的证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契合是由自在契合向自为契合、原初契合向高度契合的动态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入中国语境通过意译、语词借贷、借用日制汉语实现话语形式的转换。同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进一步诠释其价值观主张，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意义关联、意义投射与意义转移。在此基础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契合中找寻新的生长点以实现现代化的转型，科学社会主义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得以延续、创新与发展，从而在新文化语境中实现意义的延展与概念内涵赋义。

人类文明新形态显现“宅兹中国”的价值底蕴。因循历史的轴线溯源而上，“宅兹中国”的“中国”契合人类文明形态的生成逻辑，展现出中华文明的精神体魄和独特形态。“宅兹中国”取义“天下之中”，经由华夏古老文明智慧与华夏先民国家理念演变而来，造就了“中国—华夏—天下”的文明脉络。千年实践沉淀为文明形态及其成果，映现着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存续与革故鼎新。面对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共存和竞争的现实境遇，人类文明新形态延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向度，不仅关联人类文明的内在规定性、整体协调性、外在多样性、未来前瞻性，而且开辟出中华文明整体性建构的理论新赛道。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征得以发掘与弘扬，其孕育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生结构，也形塑着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与认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联系紧密，二者的多维互动建构起了三个契合向度，即在逻辑向度上，聚合共同的文脉基因；在意蕴向度上，肩负相同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向度上，谋求同样的文明图景。三个向度相互耦合形成同频共振效应，使各族人民得以集聚起来，并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顺应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要，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而为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思想与实践的文化基石。

1949年底，随着解放战争的快速推进和全面胜利，国民党统治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入的华南地区获得了解放。作为新解放区，华南乡村旧政权改造和新政权建设工作因快速解放而根基不稳。对此，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适时废除保甲制度、适当留用保甲人员，以满足解放战争仍在进行的战时需要。但这一政策一度导致乡村政权劣化，出现了旧保甲长控制乡村新政权的局面。华南分局为此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乡村政权和保甲长改造策略，下大力气分阶段、有步骤地对乡村旧政权和保甲长群体进行全面整顿和彻底改造，进而建立和巩固新政权、培养新干部。因华南的特殊区位和新解放区的特殊情形，华南分局对保甲长等乡村旧势力的改造有不同于华北地区的表现和特点。

如何因应网络时代的犯罪态势与典型特征对我国宽严相济等刑事政策进行更新和调整，建构与之动态适应的协同化刑事政策，是当下我国刑事治理领域面临的难题。网络时代社会结构升级以技术驱动为推进力量，技术及其风险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协同化刑事政策应遵循相对主义犯罪观，重点关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引入社科法学思维、控制技术创新行为出入罪等议题。刑事政策的协同化不是平行多轨的同步化，而是在消极预防性刑法理念基础上的网络时代的社会治理与刑事政策、适应时代性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融通。网络时代的刑事政策是一种以宽严相济为基础的“社会治理迭代升级与犯罪控制协同化”的刑事政策，其动态调整过程是“社会治理的演进”与“刑事政策的演进”的双向互动过程，也是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协同演进的过程，协同化方案体现为对刑法理念、立法和司法的全方位调适。

社会矛盾纠纷是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虽然有关多元矛盾纠纷综合治理的实践一直在持续推进，但依然面临重视化解纠纷而轻视发现纠纷、技术手段创新受限、不同平台间融合不洽等问题，应该在分析产生原因的基础上镜鉴域外经验进行数字化转型，基于SARA模型推动社会矛盾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在数智时代充分运用数字化改革跨场景优势，引入SARA模型来构建全量、动态、闭环的数智治理体系，基于“扫描”的全量数据汇聚与特征识别、“分析”的风险智能预警与精准研判、“响应”的智慧算法推荐与多元协同处置以及“评估”的全链闭环管控与诉源分流，构建系统、闭环、科学、智慧的社会矛盾纠纷数智治理体系。

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在外企三法的逐步确立有其历史成因，且利弊参半。就规范属性而言，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是倡导性规范，而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是效力性规范。《外商投资法》的出台意味着外企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终结与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复兴。董事会中心主义否定了股东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地位与资本多数决规则，不利于充分保护控制股东的合法权利与投资信心。而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有助于弘扬企业家精神，厚植股权文化，鼓励投资兴业。不过，存量外资公司的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在五年过渡期内面临着转型僵局，因此，公司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宜细分为四个阶段，并设计相应的规制策略。2024年12月31日是外企确立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的最后时点。若董事会逾期未作出修改章程的决议，任何股东均有权启动股东会决策机制、推动公司治理模式变革。此前，股东也有权直接激活外资公司的股东主权与股东会职权。市场会失灵，监管者与裁判权不失灵。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范式，文化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中国文化治理有着迥异于西方的逻辑起点和社会环境。在中国推进文化治理过程中，应从“怎样治理”与“什么文化”两方面对源起于西方的文化治理理论进行必要的理论反思，进而从理念和方法两个层面“道器一体”确立中国文化治理的现实路径。因此，在理念上，要立足中国实际，明确社会转型期文化治理的特定文化内涵；在方法上，要借鉴他国经验，充分利用好博物馆、艺术馆等文化空间。唯有如此，才能在“文化入心”基础上最终实现文化善治。

在社会心理学视域下，文化自信可以区分为心理维度上的文化认同和时间维度上的文化发展信心。从需要满足的角度来看，个体和社会层面的文化需要满足会影响文化自信的形成。通过对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进行检验分析后发现，当前我国居民文化自信水平较高，但在不同群体和地域上存在差异。居民文化需要满足程度越高，文化自信水平越高。因此，提升文化自信的方式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注重以人为中心，在了解不同群体文化需要的基础上推动文化发展；另一方面要让文化传承创新能力和文化国际影响力更为显化，从而促进关于中华文化的社会共识的形成。

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相关文件精神，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分析背景和话语空间，结合费孝通对文化主体性的阐述和当前文化社会学的实践转向，指出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内涵和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逻辑二者之间存在双面一体的密切关系。文化存在于社会实践之中，受个体、社会、国家等多层次主体和政治、经济、技术等异质性要素的交互形塑，具有历史性、社会性、思想性和实践性。文化传承发展可经验化为“文化传承发展为了什么”“传承发展什么文化”“如何传承发展文化”三个议题，这也是文化主体性的内涵及构建的题中之义。

新时代东北振兴的关键在于找准产业转型升级方向，着力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在产业集群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以实体经济为载体，以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为内核，以创新引领和协同发展为特征的产业发展结果。东北要把握自身在农业资源、制造业基础、能源基础以及区位条件等方面的优势，明晰自身在新质生产力、创新能力、民营经济、人口和人才方面的劣势，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以维护国家“五大安全”为使命，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以信息化应用作为突破口，依托“一带一路”打造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为此，东北要强化实体经济载体，打牢产业根基；牵住科技创新“牛鼻子”，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良性互动发展，提升市场主体地位；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保证产业人才支撑。

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的质态跃迁，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与新兴技术融合的高效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突破创新，是对中国实际国情和时代发展特征的精准凝练。新质生产力的“新”突出了在新兴技术赋能下新质生产力的时代特征。“质”强调了科研创新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传统生产力的颠覆性变革。培育东北全面振兴的新质生产力需要着力增强新质科研能力，培育新质产业体系，打造新质企业。在新质研发方面，要构建现代科研体系，打造区域研发中心。在新质产业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科技创新，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新质企业方面，要支持企业现代化升级，增强东北全面振兴的新动能。

以英国“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为起点的“农民进城”难以避免和化解长期以来的不平等矛盾。尽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为其做了大量辩解,开出了理论“药方”，但“农民进城”困境一直延续至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不平等的根源，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根本消除进城农民面临的不平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解决了农民进城面临的很多矛盾和问题。但我国农民进城后仍遇到了城乡二元经济差异、福利待遇城乡不均等诸多问题。通过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农民进城”中的不平等问题，为我国未来进城农民的共同富裕之路提供了重要启示。我国应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保障机会公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分割；坚持和完善土地集体所有制，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全体人民群众的期盼，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的超越，逐渐形成了对共同富裕“是何义”“倚何成”“向何去”的创造性回答，并不断深化了对共同富裕的理性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之路是一条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且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不仅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现代化探索，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格局，具有广泛而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背景下，构建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的现代化金融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结构内涵对现代化金融体系的建设目标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金融体系在金融创新、金融科技应用、金融普惠化和生态化建设、金融监管与金融风险防范、金融国际化发展等方面还存在短板。结合丁伯根法则、现代金融体系理论、金融约束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等，根据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要求构建现代化金融生态系统，应从金融市场要素体系、组织体系、法制和监管体系、环境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着手，打造系统化的金融生态结构体系，加强金融系统党组织建设，以党建引领增强金融组织体系的战斗力，打造开放包容、健康活泼的金融文化；围绕“政府—产业—金融”三大结构主体构建适应我国产业现代化发展的金融生态运行机制，注重市场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平衡，并充分考虑政府参与的必要性以及政府利益的协调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与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具有高度统一性和内在关联性。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演进，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呈现出从低端少量到高质足量、从粗放开发到精益治理、从技能积累到创新效能激发转向的明显表征。新时代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根本指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人才发展的应然指向、科技创新的重要动能和产业现代化的实然需要。建设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求的高技能人才队伍，要坚持“引进、培育、使用、激励、留才”一体化推进，有效发挥政策工具、职业教育、产才融合、评价激励机制和人才生态的共同作用，加快塑造全球高技能人才新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关乎对宏观经济形势及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等重要问题的判断，对国家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经过20多年探索，形成了基于国际规则和中国特色双重考量的完整制度体系，统计数据被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广泛使用。然而，目前各国官方直接投资统计在总体遵循经合组织准则的前提下仍存在调查方法、统计内容和记账原则等多方面差异。受离岸金融中心和“避税天堂”干扰，双边统计数据差异较大，影响了数据的有效应用。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应与时俱进，推动国际统计规则更新；提高数据开放水平，准确、及时、全面反映企业“走出去”的实际情况；针对重点问题加强统计监测、分析和预警，加强与其他宏观数据的联动分析，进而更好地服务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口问题始终是国家发展面临的基础性、长期性与战略性问题。以规模巨大与进程快速为特点的人口老龄化是我国近百年内将要持续面对的人口新常态。积极老龄化策略是应对这一人口新国情的优选方案，需要从认识面、事实面与实践面出发，厘清我国积极老龄化在理念、内容、价值、主体与模式上的认知转向，研判当前及未来老龄化社会面对的人口形势、保障压力、文化冲突、个人发展等现实挑战，有针对性地从优化多面向人口结构、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完善保障养老体系、重塑社会爱老文化以及全面提升人口素质素养五个面向提出策略措施。我国实施积极的老龄化发展策略能够更好地推动我国老龄化社会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不仅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学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彰显了意蕴丰富的中华美学精神。通过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审美内涵与品格特质的考察可知，在“美学大讨论”中，无论是对美的本质、自然美等美学基本问题的探讨，还是对审美意象、艺术意境等艺术实践范畴的阐发，均表现出了一种接受、传承与创化中华美学精神的致思理路。此外，巩固新生政权，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领导权，也为“美学大讨论”的发展和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提供了现实动因。总之，“美学大讨论”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实质语义的弱共识性是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大模型自动生成文本的基本特性，也是文学文本的基本特性。科学与文学文本语元组合运动生成的形式语义都要在个人的直观理解中转化为实质语义。形式语义概念化的单义决定着科学文本实质语义的强共识，有利于汇聚物化在语言符号中的社会力量，以认识、改造自然物元组合运动而造福人类；形式语义实例性的语境复义决定着文学文本实质语义的弱共识，有助于个人心元组合运动的和谐化、文明化和个人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非强制性交往。大模型颠覆了传统科学文化概念化强共识公理系统，对于重新认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及价值、重塑传统文艺美学和人类文化等有重要启示。

我国科幻电影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进入新世纪之后迎来了高潮迭起的新局面。这不仅表现为《流浪地球》及其续集这样的精品彰显文化创意与电影工业的实绩，而且体现在广大观众对国产科幻电影逐渐增长的期盼与赞许。与此相应，学术界从有关国产科幻电影“缺门”的焦虑转向对成功作品宝贵经验的深入分析、对建构科幻电影美学的理论热情。推进上述建构的关键之一是从系统性的角度把握科幻电影的流动边界与丰富内涵，不只着眼于具体作者与影片的异彩纷呈，而且着眼于可运用的美学资源与审美视角的丰富多样。如果将科幻电影视为兼备科技关注与艺术诉求的特殊媒体，可以引入传播要素原理阐述科幻电影美学理论建构的多种思路。

社交媒体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全面而深刻，社交媒体平台成为汇聚当代社情民意的最大场所。社交媒体用户对重大公共事件的跟帖讨论折射出网络空间的社会道德心态。社会道德心态是一个社会整体的道德心态状况，社交媒体网络空间的道德心态是现实空间社会道德心态的延伸，用户跟帖讨论心态的道德性是个体道德心态的缩影，也是其最真实的道德思维，对跟帖讨论道德心态的认识有助于了解民心、把握民意。社交媒体的发帖规则塑造着网络空间的道德心态，道德心态又反过来影响用户的网络交往。提升网络文明需要重视社交媒体的道德建设，为此需要增强对社交媒体道德性的信心，培育用户对常识道德的遵守。

后现代女性主义运动在元宇宙社区中采取了两种话语路径以抵抗男权秩序。第一种路径是通过使用中性的“Ta”话语来实现边缘群体（赛博格、同性恋、双性人等）在主流社会的平等融入。这一路径在元宇宙社区中建立了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多元性的认知框架和文化秩序。第二种路径是在科学技术层面构建元宇宙社区“Ta”气质概念，以解构“男人/女人”二元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从元宇宙社区主体生存角度来看，“Ta”这一流行语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游戏，而是具有思想史意义上的社会观念革新。然而，尽管后现代女性主义运动在元宇宙社区中通过“Ta”话语努力促进平等和社会观念革新，但其面临的悖论也凸显了在追求变革的道路上所遭遇的困难和挑战，需要不断探索更全面的解决方案。